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药没有关系
不能不知道A ID:bnbzda
荐读方舟子关于青蒿素一文，抛开对他本人的各种争议，仅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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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方舟子
（央视最近播出的公益广告，除了让潘建伟出来讲墨子的发现启发了量子通信，还让屠呦呦出来讲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个当然是指青蒿素的发现。其实我以前已多次论证过，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药没有关系。现在集中再讲一次）
把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当成中医药获得世界承认，是天大的误会。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误把青蒿素当成了中药。其实青蒿素是从植物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化学药，也就是俗称的西药，中国药监局给它的是化学药准字号，国外也都认为它是西药。有很多化学药最初都是以植物为原料提取或合成的，例如阿司匹林、麻黄碱、达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它们是中药。而且国外早就认可青蒿素，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已把青蒿素的衍生物列为基本药物清单中。实际上天然的青蒿素本身的抗疟效果并不是很好，现在用的都是半合成的青蒿素衍生物，比如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的蒿甲醚和青蒿琥酯，都是自然界不存在的非天然的化学药。
在诺贝尔奖发布会上，诺贝尔奖委员会委员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明确指出，诺贝尔奖不是在奖励中药，而是奖励对一种药物的医学研究，最多只能说该研究受到了中药的“启发”。因为青蒿素是在对几千种中草药进行筛查后发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到了中药的“启发”。而其实青蒿素的发现和中医、中药几乎没有关系。所谓中药，应该是指中医传统上使用的、用来治疗相同疾病的药物。中医虽然传统上也用青蒿治疟疾，但是中医所用的那种青蒿（又名香蒿）并不含青蒿素，已被证明对治疗疟疾无效。青蒿素是从与青蒿同属的黄花蒿（又名臭蒿）提取的。中医几乎不用黄花蒿入药，用的话也只是用来“治小儿风寒惊热”，从不用它治疟疾。青蒿素一开始也称为黄蒿素或黄花蒿素，后来为了表明其与中药的关系，才统一叫做青蒿素，再后来干脆在药典里把黄花蒿改叫青蒿，定为青蒿的正品，让人误以为青蒿素真的是从青蒿提取的。
中医由于缺乏植物学知识，经常把相似的植物混用。黄花蒿有时也会被当成青蒿使用，即便如此，里面的青蒿素也起不了作用，因为中医是把药物煎成汤药来治疟疾的（最著名的是以青蒿、知母、桑叶、鳖甲、丹皮、花粉煎成的青蒿鳖甲汤），而一旦加热到60摄氏度，青蒿素的结构就被破坏，失去了活性，杀不死疟原虫了。屠呦呦称，她是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一书中看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说法，才恍然大悟不能加热青蒿，才想到要用乙醚提取青蒿素。其实，我国早在五、六十年代已对生药的提取有了“水-酒-醚”一整套标准程序，用乙醚提取是常规方法。在屠呦呦之前，其同事已经发现黄花蒿的水煎剂不能抗疟原虫，乙醇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高，那么接下来尝试乙醚提取物就是顺理成章的，这对学习、研究生药制剂的屠呦呦应该是常识，和《肘后备急方》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这个从《肘后备急方》获得灵感的故事，人们会说青蒿素的发现至少受到了中医的启发，葛洪也因此成了“东晋名医”。其实葛洪是个炼丹的术士，《肘后备急方》则是收集民间的偏方，并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辨证配伍，与中医中药没有关系。葛洪记载的这个偏方是否真的能治疟疾，也是很可疑的。青蒿素几乎不溶于水（所以屠呦呦才用乙醚提取），用两杯水（东晋的“升”很小，当时一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0毫升，也即一杯）浸泡一把青蒿，即使用的是黄花蒿，也不太可能泡出能达到药理浓度的青蒿素。如果葛洪只记载了青蒿能治疟疾，我们也许能认为有其合理性。但是葛洪共在书中搜集了43个治疗疟疾的偏方，其中有草药，也有巫术。青蒿一条是其中很不起眼的，只出现了一次（而草药“常山”出现了13次），也没有说其疗效有多灵。反而是那些荒诞不经的巫术，葛洪盛赞其“立愈”、“无不瘥”。例如：“禳一切疟。是日抱雄鸡，一时令作大声，无不瘥。”“破一大豆（去皮），书一片作‘日’字，一片作‘月’字，左手持‘日’，右手持‘月’，吞之立愈。向日服之，勿令人知也。”
即使葛洪记载的青蒿偏方真的对治疗疟疾有效，它并没有被葛洪特别关照，在随后的一千多年间，也差不多被淹没了。虽然某些中医典籍中也会抄录它，但是并不看重它，只是作为文献备考。中医和民间仍然不停地在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屠呦呦课题组搜集了600多个可能抗疟的中药，而同时的云南小组搜集的中草药单方、验方竟多达4300余个。这么多的偏方正说明没有哪个有突出的效果，否则就都用它了。而当时的实验也证明它们无一有效。
的确，虽然偏方如此之多，在历史上中国古人从来就没能抗击疟疾，每次疟疾流行都死人无数。事实是，没有一种中药能够有效地治疗疟疾，这个史实很能证明这一点：1693年，康熙皇帝患疟疾，所有宫廷御医和民间中医都束手无策，最后是靠吃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树皮粉末治好的。从金鸡纳提取的西药奎宁进入中国后，成了最受热捧的、最著名的药物之一。当年毛委员在苏区得了疟疾，就是靠让人专门去上海买了奎宁治好的。在京剧《沙家浜》里，新四军赖以治疗疟疾的药物是奎宁，而不是青蒿或别的中草药。
所以，借屠呦呦的获奖来力挺中医药，是站不住脚的。没人否认中草药里可能会有有用的成分，但是一定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才能获得其有效成分，并得到世界公认。青蒿素的发现正是如此，它没有用到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辩证医治等等中医理论，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研究出来的。我把这种做法称为“废医验药”，就是废弃中医理论，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用科学方法验证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青蒿素的发现就是“废医验药”的一个例子。
青蒿素是文革期间集中全国力量用人海战术研发出来的。动用了数十个单位的500多名科研人员，用5年的时间筛选了4万多种化合物和草药，最后才发现了青蒿素。这说明中医和中医典籍提供的众多药方其实没有派上用场，和拿着一本《中国植物志》一个一个往下筛选的效率差不多。有人从青蒿素的发现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中药中当然完全可能含有某些还未被挖掘出来的化学药，但是青蒿素的发现过程恰恰说明想从中医典籍的记载中找到真正有用的药物极为困难。青蒿素发现之后的40年间，虽然有无数的科研人员试图从草药中再创奇迹，却再也没能找到第二种能被国际公认的新药，也说明这种研究新药的方法效率非常低，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人类已经告别了盲目寻找药物的阶段，现在研发新药的主流是理性设计药物，即通过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疾病的机理，在计算机的帮助下有针对性地设计出药物，然后据此合成一系列化合物进行筛选。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研发新药的主流，而不是把财力、人力浪费在期盼奇迹的出现。诺贝尔奖表彰的是过去的成果，不是指导科研方向。千万别因为屠呦呦的获奖就又要像四十多年前那样搞全国会战想再从草药里挖掘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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